困境Ⅰ

林峰他有找到了一本文化困境这本书！但这本书里面还讲二十世纪的事情！林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！

无人领导改革！

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，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，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，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，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，愈来愈完善。举例而言，佛教由创立于印度，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。小乘的佛教倡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；到了大乘，传入中国后，受到中土文化影响，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，开始转变而主张常、乐、我、净。到了唐代，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，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。到了民国后，西风东渐，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；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，大力倡导佛教革命，从教义、组织、财产等方面着手，主张人间佛教，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（死人）的宗教，转而为活人的宗教。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，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，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。太虚的佛教革命，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。现在详加说明于下：

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（1980）十二月，十六岁出家。在清末民初时，当时的社会巨变，西洋风潮大量涌入，达尔文进化论盛行，太虚学佛之余，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，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。清末之时，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，民国成立后，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，民国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：

「佛教宜革命有三：一组织革命，二财产革命，三学理革命。」但这样的主张，却被当时的《佛学丛报》丑诋为妄人邪说，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；文云：「太虚和尚演说：佛教宜革命有三：一组织革命，二财产革命，三学理革命。……本报按：佛教革命之名词，发现不久，度亦妄人之邪说耳！若大庭广众之间，明目张胆，放言高论，则未免肆无忌惮矣！然即如某僧演说，佛教宜革命有三，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，尚有讨论之余地。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，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！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，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，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！」[3]

太虚的改革主张，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，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，陆续于《佛教月报》发表《致私篇》、《宇宙真相》、《无神论》等文章，否定造物主，也否定灵魂说，以为「无神即无造物主，亦无灵魂，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。」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，而「无为」一词，用的更是道家语。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，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。太虚更在民国四年（公元一九一五年）撰《整理僧伽制度》，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，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，主张政教分离，「分教所、教团、教籍、教产、教规，分别为之议制度，实行集产制。」并撰《人乘正法论》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，拟以此深入民间，改良社会。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。民国九年（一九二0年）二月，太虚创办的《海潮音》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；《海潮音》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，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，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。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，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，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，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，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。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，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，散发传单，予以攻击，并称印光为「第一魔王」。